《中国近代史》徐中约

日期:2017-02-01 来源:


《中国近代史》徐中约

作者是美国历史教授徐中约,原书以英文写成,书名为The Rise Of Modem China,曾获美国共和奖.内容考究严谨,从康干开始讲述到近代,每章后均附有长长一篇参考书目,记述观点出处.颇具研究价值.
  
  出版者言
  中国近代史为一门基础的大学课程,而在港台两地以中文为主要媒介的社会里,中国近代史以中文讲授,课本以中文书写而成,理所至明。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因为中国政治动荡,以中文撰写一册公正不阿的近代史著述,实在困难。恰巧五十年代以来,受过正规的历
  史学训练、通晓多国语言的华裔学者的作品陆续涌现,但因专业需要及市场考虑,其中大多以英语成书,《中国近代史》就是这样一本作品。其实,近年来不少这类作品在大陆及台湾相继出版汉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术为天下之公器,若能摒弃文字之异、畛域之见,
  将来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可以预见。
  本书的长处详见书后,在此不再赘述。本书按年份分上下两册编排,上册从1600起以迄1923年,下册则始自1911年而终于1988年。中国近、现代史分期在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以上的分册方法一方面可以避开争议,而另方面在教学课程的安排上又比较有弹性。
  原书序言、第一至十一章及第二十二至三十九章由计秋枫博士译,第十二至二十一章由朱庆葆博士译,第四十至四十二章由郑会欣博士译,全书由茅家琦和钱乘旦两位教授审校。原稿最后上呈徐中约教授过目。本书稿翻译过程当中,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梁元生、刘义章及张学明三位教授,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而当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郭少棠教授更执笔写序推介本书。对于以上各人的帮忙,本社深表谢意。
  翻译及编辑超过一千页的专着,实非易事,除语言习尚之外,人名、地方、机构名称的互译,重新检索引文以还本来面目等等,不一而足,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若能发现,烦请转告,以祈再版时更正,
  幸甚。
  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2年3月
  
  原著者中文版序
  纵观四百年来中国近代史,其最大特征即为中西文化之冲击、适应、及和平共存。在此过程中,一个古老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中国。
  回溯明清之际,西风东渐,引起中西文化正面冲突的开端。西方文明,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工业革命,气焰万丈,其文哲、科技、经济、军备、地理知识、及造船技术,皆有空前的发展。西欧诸国以雷霆万钧之势东来,强行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满清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面临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生存危机,有识之士,确认自强更生之道,继而投身民族振兴的大业,并进入国际社会中奋斗,争取独立与保持国家尊严。经百余年之努力,今日中国已成世界大国之一。
  汉唐元清盛世,国人向以为荣,但该时之天下,只是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而已!二十一世纪之中国,具有庞大潜力,足以推进中国更上层楼,今日中国以科学和教育改革提升人民素质,并同时推动工业、科技、及信息等三方面革命,到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此三大革命大致可望完成,届时中国亦可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
  近代史错综复杂,著者学浅,失误之处必多,尚希读者不吝指正。
  徐中约
  美国加州大学
  2001年1月15日
  
  郭序
  十九、二十世纪见证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巨变。历史大流,变幻莫测,惊涛拍岸叫人寒心。中华民族猛然醒觉,愤而寻找重生的道途。
  文明起落,文化兴废,民族强弱,自有原由。文明的接触,文化的冲突,以至民族角力的成败得失,更视乎他们的精神和生命力。过去二三百年西方文化影响整个世界、替世界历史定位。这个阶段的历史演变的诠释,多少操控在西方领域之内。所谓汉学研究的源起,实
  际也脱离不了西力东渐的大潮流。
  能摆脱西方汉学的阴影,以英文作为媒介,向西方世界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的挣扎历程,以近代之崛起为主线,带出一段跨越文化偏见的历史,徐中约教授在l970年首版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在英语世界出现这本兼具中西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精神,全面运用多种文献资料,和吸收不同语文研究成果,以跨学科的方法撰写的近代中国历史,使当时流行英语世界的其它汉学史着不得不重新反思他们研究背后的文化观点o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初版在l970年问世,次年获得美国加州之(共和奖)(CommOnwealth Prize)。此后每五、六年有一新版,2000年第六版完成。自1976年起,此书的国际版开始广泛地在东南亚洲流行,成为一本研究近代中国必读的史书。l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纪念
  五百周年(1478—1978)发表之文告,列举数十名著,徐着为其中之一。
  1998年徐教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担任[伟伦访问教授],期间开始构思把这本英文巨著译成中文,使华文世界读者亲炙书中的见解。笔者七十年代中叶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已开始拜读徐教授的学术著作,包括翻译梁启超着《清代学术概论》(哈佛,1959)、《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1858—1888年》(哈佛,l960)、《伊犁危机:1871—1881年的中俄外交研究》(牛津,l965),徐教授任教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在l971年,由几百位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遴选徐教授任(研究讲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笔者在柏克莱分校早已仰慕徐教授的学术成就,深知华人学者在美国学术界突出不易,而徐教授获此殊荣,实是华人人文学者在史学界突围而出的盛举。
  今年,徐教授访问本校期间商议出版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中译本成功面世,华语世界终于可以拜读这本影响欧美史学界多年的开山之作,可算是新纪元华文史学界一件盛事。
  郭少棠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兼文学院院长
  2001年2月
  
  第六版序
  (英文版)
  中国?那裹躺着一个酣睡的巨人。让他睡着吧。因为他若是醒来,将会改变世界。
  拿破仑
  
  探寻一条在新的世界中体面地生存下去的道路,是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西方已经将这个新的世界强行推到了中国的面前。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外来帝国主义的羞辱性掠夺,如同一对孪生恶魔,对社会带来了长时期的衰落。中国为了克服这步,历经l861—1895年间的自强运动、l898年的百日维新、l9l2年的共和革命、19l9年的思想革命、1928一l948年间国民党的建国运动和l949年的共产党革命等阶段。每一阶段都是艰难的拼搏,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它们加到一起,对中国重现青春活力做出了贡献。中国的
  兴盛在今天是有目共睹的。在步入二十一世纪之际,中国犹如一只在涅盘中翱翔而起的凤凰,处在一种自乾隆朝(1735一l795年)末期以来最良好的国际地位。1998年6月17日,美国的三位前总统和二十四位前高级官员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称:(中国注定要在二十一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中国在新的世纪中如何行动,将对全世界产生关键性影响。正如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制约了此前的半个世纪一样,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制约未来的半个世纪。’
  在占代,中华文明有辉煌灿烂的成就,而希腊—罗马、犹太—基督教文明则在西方繁荣发展。这两个文明各自处在光辉而孤立的状态相互间知之甚少。的确,东方和西方回然不同,两者没有碰撞。
  今天,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一个国家里发生的事情将立即影响到其它国家。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可以被看作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而美国则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身。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碰撞。通过影响、融合和适应,这种碰撞既可以使原有文化扭曲变形,也可
  以使原有文化得到充实提高。只要双方和平共处、容忍差异、增进协调和谅解,就会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昌盛的新纪元。在太平洋两岸都需要有睿智贤明的治国之道。
  在准备本版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我的研究助理费尔茨(Edward C。Fields)的帮助,他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我对他致以深深的谢意。
  徐中约
  加州,圣巴巴拉
  
  第一版序
  (英文版)
  这部通史主要表达本人以中国人的身分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同时也汲取了过去三十年里西方和日本的丰硕学术成果。我们在此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时代,当中,内外因素相互交织,将一个儒家普世帝国改造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性质的转变寻非常艰
  难、缓慢,有时还痛苦万分;对这个过程作内在的考察,将有助于理解当今中国的行为举措。
  本书体现了本人长期研习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心得。本人在哈佛大学研习历史时得益于许多位教授的教诲,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是:费正清、杨联升、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兰格(william L Langer)和叶理绥(Serge EiiSSeeff)诸公。本人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所提供的四年奖学金,使本人得以在令人鼓舞的环境中进行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业。本人还要感谢无数字作者,他们的著作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本人撰写本书。要在这里一一枚举他们是不可能的,但本人想提几个对本书帮助最大的学者和研究中心。萧一山的巨著《清代通
  史》在1927一1928年首版时是两卷本,1963年扩展成了五卷本,该书真是一座数据宝库,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费正清的著作是整整一代学者的灵感之源,而且,在他多闻博识的指导下,哈佛大学束亚研究中心出版了几十种专着,大大地提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东京束洋文库和中国大陆历史学会出版的一系列著作,都在各个不同的方面有所助益。本人要特别感谢印地安那大学教授邓嗣禹博士,他对本书文稿的真知灼见,令本人得以作了许多更正和改善。本人也要感谢过去十年里的许多学生,他们的启发性提问使本人不断注意到他们的需要,并时常开拓了新的探讨空间。还要感谢克拉德尼克夫人(AliCe Kladnik)为本书手稿打字;李恩涵先生则为本书准备了索引。最后,本人要特别感谢内子杜乐思(DOlOreS)博士,要不是她不断的鼓励、精神上的支持和挚爱的陪伴,本书将不可能完成。
  
  尽管本人得到了所有这些帮助和启发,本书的任何错误都只应由本人一人来承担。在将书稿付梓之际,本人企盼本书能推动其它学者做出更有价值的贡献,诚如中国的一句老话:(抛砖引玉)。
  徐中约
  加州,圣巴巴拉
  l970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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